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白果树人原创文学博客

假如灵魂都是这样的高耸, 我只能为路径的小草高歌。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
【引用】诗人与文人  

2012-06-02 09:24:44|  分类: 社会·杂谈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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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转载自易中天《诗人与文人》
刻,发出了同样的声音,唱出了“同一首歌”。但那是遇到了非常事件,而且是全国人民真正“心往一处想”。如果像上了闹钟似的,一到钟点就莺歌燕舞,便很可疑。一见“大雪纷纷落地”,就说“都是皇家瑞气”,也很可疑。 总之,历史上,现实中,有两种作家或作者,两种写作或创作。一种是真情实感如鲠在喉,不吐不快,这才发言为诗;另一种则是舞文弄墨,无病呻吟,没话找话,言不由衷。这个分野,早在一千六百年前,就被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文艺理论家刘勰看出。他在《文心雕龙》的《情采篇》,把前者称之为“为情造文”,后者称之为“为文造情”。而且,他的态度也很明朗:“为情造文”是真艺术,应该肯定;“为文造情”是伪艺术,必须批判。 更有意思的是,刘勰也分了类型,贴了标签,管前者叫“诗人”,后者叫“辞人”。其实刘勰所谓“辞人”,就是我说的“文人”,用词不同而已。有人看不懂我的分类,认为牵强附会,或者多此一举,甚至故弄玄虚。哈,那是因为学问不够,没读过《文心雕龙》。 三 验明正身有点难 然而,当真要区分诗人与文人,又很难。 在文化人的各种类型中,诗人与文人,是最为接近,也最难区分的。第一,他们都写作,甚至都以写作为生,或者都有创作的冲动。第二,他们也都有才。一点才华都没有的,只能叫“诗匠”或“文匠”。第三,他们甚至都是“性情中人”,至少看起来是。诗人固然“风流倜傥”,文人同样“放浪形骸”。文人游山玩水,诗人也游;文人泡吧泡妞,诗人也泡。诗、酒、山水和女人,一般地说,都是他们的最爱。 这就很难“划清界限”。比如,你总不能说,诗人的浪漫就是“多情”,文人的风流就是“无行”;诗人喝酒就是“寻找灵感”,文人喝酒就是“放纵自己”吧? 我不知道刘勰是否想过这个问题,但他提出了鉴别的方法和标准,那就是区分情感的真假。他说,“辞人”(文人)的特点,就是人格分裂,表里不一,口是心非。比如,明明“志深轩冕”(极想做官),却“泛咏皋壤”(扬言归隐);明明“心缠机务”(勾心斗角),却“虚述人外”(假装超脱);开口“淡泊”,闭口“宁静”,其实比谁都在乎功名利禄、票子风头。总之,他们的性情是假的,叫“真宰弗存”(《文心雕龙?情采》)。 例证也有,比如潘岳(字安仁)就是。此人的一些作品,比如《秋兴赋》,表达的情感是很高洁的。对脱离官场,走向自由,也是很向往的。然而实际为人呢?每天站在路旁,等待权臣接见。高官的车子远远扬起尘土,就拜倒在地,叫“望尘而拜”。谄媚如此,其清高自然可疑。所以,后来元好问就讥讽他,说“高情千古《闲居赋》,争信安仁拜路尘”(《论诗绝句》其六)。潘岳,也就成了言不由衷的文人典型。 但这事其实不好说。因为人都有两面性,文化人就尤其性格复杂,内心冲突,充满矛盾。比如那位最为放荡不羁的大诗人李白,不也很想入朝做官吗?为了满足唐玄宗,不也为杨贵妃写了“云想衣裳花想容”吗?何况想做官,也未必都是为了光宗耀祖、富贵荣华,甚至以权谋私。也可能是为了践行政治理想,施展政治才华,实现政治抱负。然而官场有如江湖,毕竟凶险。饱受打压排挤之时,难免有归隐之心。而且,正如范文澜先生注《文心雕龙》时所说:尘俗之缚愈急,林泉之慕弥深。所以这一条,还真不好鉴别。 但,诗人“为情造文”,文人“为文造情”,是不错的;诗人性情是真,文人性情是伪,也是不错的。问题是:何以知之? 四 一念之差 我的主张,是看体验。说得再明白一点:但凡真有体验,而且那体验是个人的,为真情感,也是真诗人。反之,没有体验,装模作样;或表面上有体验,却其实不过看别人的脸色,替别人涂脂抹粉或自吹自擂,充当“肉话筒”的,是文人。 这样讲,似乎跟前面的说法有矛盾。诗人传达的,不是人类的共同情感吗?没错。但这种传达,又必须是个性的和独特的。这就决不仅仅只是技术问题,或形式问题。更重要的,还是体验。体验不属个人,表现岂能个性?也就是说,情感是共同的,体验却必须是个人的,是“共同情感的个人体验

”。这样,才能实现“共同情感的个性表现”,也才能实现“共同情感的普遍传达”。质言之,共同情感、个人体验、独特表现,缺一不可。 还是举例说明吧!比如李煜的“问君能有几多愁,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”,是不是他的个人体验?是。因为“小楼昨夜又东风,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”,正是他这亡国之君的独特感受。那么,他传达的,是不是人类的共同情感?是。因为忧愁,是每个人都有的。每个人从他的诗句中,都能看到自己,这才引起共鸣。至于表现形式,不用说,非常独特。因此,李煜作为君王,虽然很不怎么样;作为诗人,却相当不错。 显然,强调情感的个人性,并不妨碍诗人成为人民或时代的代言人。诗人完全可以,而且也应该,表达人民的欢乐,人民的悲痛,人民的愤怒。他甚至可以帮别人说话,比如“代人寄远”之类。只不过,这些情感,必须来自他的个人体验,或者是他将心比心体验到的。也就是说,诗人的情感,可以“关于他人”或“关于集体”,但必须“自己体验”。自己体验的,才是真情感。所谓“愤怒出诗人”,其实是“真情出诗人”啊! 因此,诗人几乎无不敏感,甚至孤独。这种心态,会使他们选择离群索居,甚至自行了断。这是诗人气质所致,也是一种无法抗拒的“宿命”,因为“情到深处人孤独”。 文人却很少孤独。因为他们的情感,原本是造出来的,是“为文造情”。他们当然也敏感,但那多半关乎面子,或脸色,尤其是在“作秀走台”或“颂圣应景”的时候。那时,他们的每一根神经,都是紧崩着的。 说起来,这也是区分诗人与文人的一个难题。因为中国历史上那些大诗人,也都有这样的所谓“作品”,只不过或多或少而已。这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。有的是阿谀奉承,有的是应付场面,还有的是由衷赞美。比如杜甫的“葵藿倾太阳,物性固难夺”,就多半是真心话;何况这首诗的后面,还说了“朱门酒肉臭,路有冻死骨”。 事实上,真正的诗人,是一定会有“士人风骨”的。至少,不会总是“颂圣”,总是“应景”。这一点,后面还要讲到。但下一篇文章,却得先讨论一下学人与文人。 刊载于2012年6月1日《南方都市报》B21版,责任编辑刘铮——“文化人的分野”之二

”。这样,才能实现“共同情感的个性表现”,也才能实现“共同情感的普遍传达”。质言之,共同情感、个人体验、独特表现,缺一不可。 还是举例说明吧!比如李煜的“问君能有几多愁,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”,是不是他的个人体验?是。因为“小楼昨夜又东风,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”,正是他这亡国之君的独特感受。那么,他传达的,是不是人类的共同情感?是。因为忧愁,是每个人都有的。每个人从他的诗句中,都能看到自己,这才引起共鸣。至于表现形式,不用说,非常独特。因此,李煜作为君王,虽然很不怎么样;作为诗人,却相当不错。 显然,强调情感的个人性,并不妨碍诗人成为人民或时代的代言人。诗人完全可以,而且也应该,表达人民的欢乐,人民的悲痛,人民的愤怒。他甚至可以帮别人说话,比如“代人寄远”之类。只不过,这些情感,必须来自他的个人体验,或者是他将心比心体验到的。也就是说,诗人的情感,可以“关于他人”或“关于集体”,但必须“自己体验”。自己体验的,才是真情感。所谓“愤怒出诗人”,其实是“真情出诗人”啊! 因此,诗人几乎无不敏感,甚至孤独。这种心态,会使他们选择离群索居,甚至自行了断。这是诗人气质所致,也是一种无法抗拒的“宿命”,因为“情到深处人孤独”。 文人却很少孤独。因为他们的情感,原本是造出来的,是“为文造情”。他们当然也敏感,但那多半关乎面子,或脸色,尤其是在“作秀走台”或“颂圣应景”的时候。那时,他们的每一根神经,都是紧崩着的。 说起来,这也是区分诗人与文人的一个难题。因为中国历史上那些大诗人,也都有这样的所谓“作品”,只不过或多或少而已。这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。有的是阿谀奉承,有的是应付场面,还有的是由衷赞美。比如杜甫的“葵藿倾太阳,物性固难夺”,就多半是真心话;何况这首诗的后面,还说了“朱门酒肉臭,路有冻死骨”。 事实上,真正的诗人,是一定会有“士人风骨”的。至少,不会总是“颂圣”,总是“应景”。这一点,后面还要讲到。但下一篇文章,却得先讨论一下学人与文人。 刊载于2012年6月1日《南方都市报》B21版,责任编辑刘铮 

一 何为诗人

 

我把文化人,分成士人、学人、诗人、文人等几种类型,肯定有人不以为然。你这种分类,有什么依据,又有什么标准嘛?难道写诗的就是诗人,写文章或者写小说的就是文人?难道写诗的就高人一等,写文章或者写小说的就低人一头,还要被骂作“怪胎”?

呵呵呵,不是这个意思。我说的“诗人”,其实是把所有真正的作家和艺术家,都包括在内的。诗人,只是一个符号,一个代码,一个便于理解和言说的标签。士人、学人、文人等概念,也如此。

——“文化人的分野”之二 一 何为诗人 我把文化人,分成士人、学人、诗人、文人等几种类型,肯定有人不以为然。你这种分类,有什么依据,又有什么标准嘛?难道写诗的就是诗人,写文章或者写小说的就是文人?难道写诗的就高人一等,写文章或者写小说的就低人一头,还要被骂作“怪胎”? 呵呵呵,不是这个意思。我说的“诗人”,其实是把所有真正的作家和艺术家,都包括在内的。诗人,只是一个符号,一个代码,一个便于理解和言说的标签。士人、学人、文人等概念,也如此。 但这样说,又有问题:都是写作或创作,文人跟诗人,有什么区别? 看来,还得把标准先说清楚。 的确,表面上看,诗人就是写诗的,学人就是治学的,正如文人就是写文章的。但这是“社会分工”或“职业身份”,不是“文化类型”。讲“文化类型”,得刨根问底,从根上说起。换言之,我们得问个究竟:世界上,为什么要有学人和诗人?历史上,又为什么会“多余”地冒出来“文人”这个类型? 先说诗人。 众所周知,世界上,无论哪个国家和民族,都有诗人,也都要有诗人。为什么?就因为人类的普遍情感和共同追求,需要表现和传达;而这种表现和传达,又必须非常独特,非常个性化。这是一切文学艺术共同的本质特征。因此,一切真正的文学艺术家,都可以广义地称为诗人,归入“诗人”这一文化类型。 显然,这里有两个必要条件:一是共同情感的普遍传达,二是艺术表现的个性独特。人类有共同情感吗?有。比如爱,比如对幸福的追求,对压迫的反抗,以及求之不得的郁闷和烦恼,反抗不能的愤怒和悲怆。这些共同情感,能普遍传达吗?能。因为“人同此心,心同此理”。而且,正因为能够传达,才会有诉说和倾听。 不过,尽管诉说和倾听的权利属于每一个人,但一般人的听和说,传达的普遍性和感染力,都是有限的。然而人类的共同情感,却要求最大限度的普遍传达。这就需要诗人,需要真正的艺术家。真正的诗人和艺术家,总是能说出人们最想说的话,又说得不同凡响。也就是说,他们传达的情感,是最普遍的;表现的方式,则是最独特的。因为最普遍,所以引起共鸣;因为最独特,所以让人惊叹。这才被尊为诗人,尊为艺术家,被看作民族的灵魂,民族的骄傲,甚至全人类的代言人。 所谓“诗人”(含一切真正的作家和艺术家),即此之谓。 二 谁是诗人,谁是文人 弄清了什么是诗人,也就明白了什么是文人。 什么样的是诗人呢?真正的诗人,一定有真情感,也一定有真才华。这种才华,往往是天赋;他们的情感,则发自内心。文人呢?才也是有的,情就靠不住。因为文人的“本职工作”,主要是帮腔和帮闲。这就要帮得上,用得着,随时都能满足需求。皇上好大喜功,就写“封禅之文”;皇上声色犬马,就作“登徒之赋”。呵呵,说得难听一点,文人就像“应召女郎”,必须“召之即来,来之能干”。情感是否真实,那就讲不得了。 这样一说,分野也就清楚:诗人是“我要写”,文人是“要我写”。要我写,也未必就是皇帝下圣旨,或上面派任务。也有并无指令号召,自己就“上杆子”的。文人的头脑里,都设定了程序。一到某个时刻,某种关头,则无论地位高低、在朝在野,便都会竞相献艺。如果是节庆和纪念日,就把颂诗写得花团锦簇;如果是搞阶级斗争、反和平演变,则把檄文写得义愤填膺。总之,主动、自觉、抢先、紧跟。至于自己的情感,随时都可以调整。 如此这般的“习惯性表态”,在“文革”中表演得淋漓尽致、绝后空前。那时,每有“最新指示”发表,或重大事件发生,必有海量的诗文,铺天盖地而来。唱红,就都唱红;批邓,就都批邓;说“形势大好”,就“山也笑,水也笑”。反正,人人争先,个个恐后,还得五十六个民族都上。肚子里攒的那点墨水,全都派上了用场。 老实说,这种事,我也没少干。所以,我也曾经是文人。也所以,我对什么是文人,了如指掌。还所以,我将在后面的文章里,进行自我批判,找出病根。 不是说“众口一词”就一定不对,一定虚假。粉碎四人帮,五一二地震,也有许多人在同一时

但这样说,又有问题:都是写作或创作,文人跟诗人,有什么区别?

看来,还得把标准先说清楚。

的确,表面上看,诗人就是写诗的,学人就是治学的,正如文人就是写文章的。但这是“社会分工”或“职业身份”,不是“文化类型”。讲“文化类型”,得刨根问底,从根上说起。换言之,我们得问个究竟:世界上,为什么要有学人和诗人?历史上,又为什么会“多余”地冒出来“文人”这个类型?

先说诗人。

刻,发出了同样的声音,唱出了“同一首歌”。但那是遇到了非常事件,而且是全国人民真正“心往一处想”。如果像上了闹钟似的,一到钟点就莺歌燕舞,便很可疑。一见“大雪纷纷落地”,就说“都是皇家瑞气”,也很可疑。 总之,历史上,现实中,有两种作家或作者,两种写作或创作。一种是真情实感如鲠在喉,不吐不快,这才发言为诗;另一种则是舞文弄墨,无病呻吟,没话找话,言不由衷。这个分野,早在一千六百年前,就被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文艺理论家刘勰看出。他在《文心雕龙》的《情采篇》,把前者称之为“为情造文”,后者称之为“为文造情”。而且,他的态度也很明朗:“为情造文”是真艺术,应该肯定;“为文造情”是伪艺术,必须批判。 更有意思的是,刘勰也分了类型,贴了标签,管前者叫“诗人”,后者叫“辞人”。其实刘勰所谓“辞人”,就是我说的“文人”,用词不同而已。有人看不懂我的分类,认为牵强附会,或者多此一举,甚至故弄玄虚。哈,那是因为学问不够,没读过《文心雕龙》。 三 验明正身有点难 然而,当真要区分诗人与文人,又很难。 在文化人的各种类型中,诗人与文人,是最为接近,也最难区分的。第一,他们都写作,甚至都以写作为生,或者都有创作的冲动。第二,他们也都有才。一点才华都没有的,只能叫“诗匠”或“文匠”。第三,他们甚至都是“性情中人”,至少看起来是。诗人固然“风流倜傥”,文人同样“放浪形骸”。文人游山玩水,诗人也游;文人泡吧泡妞,诗人也泡。诗、酒、山水和女人,一般地说,都是他们的最爱。 这就很难“划清界限”。比如,你总不能说,诗人的浪漫就是“多情”,文人的风流就是“无行”;诗人喝酒就是“寻找灵感”,文人喝酒就是“放纵自己”吧? 我不知道刘勰是否想过这个问题,但他提出了鉴别的方法和标准,那就是区分情感的真假。他说,“辞人”(文人)的特点,就是人格分裂,表里不一,口是心非。比如,明明“志深轩冕”(极想做官),却“泛咏皋壤”(扬言归隐);明明“心缠机务”(勾心斗角),却“虚述人外”(假装超脱);开口“淡泊”,闭口“宁静”,其实比谁都在乎功名利禄、票子风头。总之,他们的性情是假的,叫“真宰弗存”(《文心雕龙?情采》)。 例证也有,比如潘岳(字安仁)就是。此人的一些作品,比如《秋兴赋》,表达的情感是很高洁的。对脱离官场,走向自由,也是很向往的。然而实际为人呢?每天站在路旁,等待权臣接见。高官的车子远远扬起尘土,就拜倒在地,叫“望尘而拜”。谄媚如此,其清高自然可疑。所以,后来元好问就讥讽他,说“高情千古《闲居赋》,争信安仁拜路尘”(《论诗绝句》其六)。潘岳,也就成了言不由衷的文人典型。 但这事其实不好说。因为人都有两面性,文化人就尤其性格复杂,内心冲突,充满矛盾。比如那位最为放荡不羁的大诗人李白,不也很想入朝做官吗?为了满足唐玄宗,不也为杨贵妃写了“云想衣裳花想容”吗?何况想做官,也未必都是为了光宗耀祖、富贵荣华,甚至以权谋私。也可能是为了践行政治理想,施展政治才华,实现政治抱负。然而官场有如江湖,毕竟凶险。饱受打压排挤之时,难免有归隐之心。而且,正如范文澜先生注《文心雕龙》时所说:尘俗之缚愈急,林泉之慕弥深。所以这一条,还真不好鉴别。 但,诗人“为情造文”,文人“为文造情”,是不错的;诗人性情是真,文人性情是伪,也是不错的。问题是:何以知之? 四 一念之差 我的主张,是看体验。说得再明白一点:但凡真有体验,而且那体验是个人的,为真情感,也是真诗人。反之,没有体验,装模作样;或表面上有体验,却其实不过看别人的脸色,替别人涂脂抹粉或自吹自擂,充当“肉话筒”的,是文人。 这样讲,似乎跟前面的说法有矛盾。诗人传达的,不是人类的共同情感吗?没错。但这种传达,又必须是个性的和独特的。这就决不仅仅只是技术问题,或形式问题。更重要的,还是体验。体验不属个人,表现岂能个性?也就是说,情感是共同的,体验却必须是个人的,是“共同情感的个人体验 众所周知,世界上,无论哪个国家和民族,都有诗人,也都要有诗人。为什么?就因为人类的普遍情感和共同追求,需要表现和传达;而这种表现和传达,又必须非常独特,非常个性化。这是一切文学艺术共同的本质特征。因此,一切真正的文学艺术家,都可以广义地称为诗人,归入“诗人”这一文化类型。

显然,这里有两个必要条件:一是共同情感的普遍传达,二是艺术表现的个性独特。人类有共同情感吗?有。比如爱,比如对幸福的追求,对压迫的反抗,以及求之不得的郁闷和烦恼,反抗不能的愤怒和悲怆。这些共同情感,能普遍传达吗?能。因为“人同此心,心同此理”。而且,正因为能够传达,才会有诉说和倾听。

——“文化人的分野”之二 一 何为诗人 我把文化人,分成士人、学人、诗人、文人等几种类型,肯定有人不以为然。你这种分类,有什么依据,又有什么标准嘛?难道写诗的就是诗人,写文章或者写小说的就是文人?难道写诗的就高人一等,写文章或者写小说的就低人一头,还要被骂作“怪胎”? 呵呵呵,不是这个意思。我说的“诗人”,其实是把所有真正的作家和艺术家,都包括在内的。诗人,只是一个符号,一个代码,一个便于理解和言说的标签。士人、学人、文人等概念,也如此。 但这样说,又有问题:都是写作或创作,文人跟诗人,有什么区别? 看来,还得把标准先说清楚。 的确,表面上看,诗人就是写诗的,学人就是治学的,正如文人就是写文章的。但这是“社会分工”或“职业身份”,不是“文化类型”。讲“文化类型”,得刨根问底,从根上说起。换言之,我们得问个究竟:世界上,为什么要有学人和诗人?历史上,又为什么会“多余”地冒出来“文人”这个类型? 先说诗人。 众所周知,世界上,无论哪个国家和民族,都有诗人,也都要有诗人。为什么?就因为人类的普遍情感和共同追求,需要表现和传达;而这种表现和传达,又必须非常独特,非常个性化。这是一切文学艺术共同的本质特征。因此,一切真正的文学艺术家,都可以广义地称为诗人,归入“诗人”这一文化类型。 显然,这里有两个必要条件:一是共同情感的普遍传达,二是艺术表现的个性独特。人类有共同情感吗?有。比如爱,比如对幸福的追求,对压迫的反抗,以及求之不得的郁闷和烦恼,反抗不能的愤怒和悲怆。这些共同情感,能普遍传达吗?能。因为“人同此心,心同此理”。而且,正因为能够传达,才会有诉说和倾听。 不过,尽管诉说和倾听的权利属于每一个人,但一般人的听和说,传达的普遍性和感染力,都是有限的。然而人类的共同情感,却要求最大限度的普遍传达。这就需要诗人,需要真正的艺术家。真正的诗人和艺术家,总是能说出人们最想说的话,又说得不同凡响。也就是说,他们传达的情感,是最普遍的;表现的方式,则是最独特的。因为最普遍,所以引起共鸣;因为最独特,所以让人惊叹。这才被尊为诗人,尊为艺术家,被看作民族的灵魂,民族的骄傲,甚至全人类的代言人。 所谓“诗人”(含一切真正的作家和艺术家),即此之谓。 二 谁是诗人,谁是文人 弄清了什么是诗人,也就明白了什么是文人。 什么样的是诗人呢?真正的诗人,一定有真情感,也一定有真才华。这种才华,往往是天赋;他们的情感,则发自内心。文人呢?才也是有的,情就靠不住。因为文人的“本职工作”,主要是帮腔和帮闲。这就要帮得上,用得着,随时都能满足需求。皇上好大喜功,就写“封禅之文”;皇上声色犬马,就作“登徒之赋”。呵呵,说得难听一点,文人就像“应召女郎”,必须“召之即来,来之能干”。情感是否真实,那就讲不得了。 这样一说,分野也就清楚:诗人是“我要写”,文人是“要我写”。要我写,也未必就是皇帝下圣旨,或上面派任务。也有并无指令号召,自己就“上杆子”的。文人的头脑里,都设定了程序。一到某个时刻,某种关头,则无论地位高低、在朝在野,便都会竞相献艺。如果是节庆和纪念日,就把颂诗写得花团锦簇;如果是搞阶级斗争、反和平演变,则把檄文写得义愤填膺。总之,主动、自觉、抢先、紧跟。至于自己的情感,随时都可以调整。 如此这般的“习惯性表态”,在“文革”中表演得淋漓尽致、绝后空前。那时,每有“最新指示”发表,或重大事件发生,必有海量的诗文,铺天盖地而来。唱红,就都唱红;批邓,就都批邓;说“形势大好”,就“山也笑,水也笑”。反正,人人争先,个个恐后,还得五十六个民族都上。肚子里攒的那点墨水,全都派上了用场。 老实说,这种事,我也没少干。所以,我也曾经是文人。也所以,我对什么是文人,了如指掌。还所以,我将在后面的文章里,进行自我批判,找出病根。 不是说“众口一词”就一定不对,一定虚假。粉碎四人帮,五一二地震,也有许多人在同一时

不过,尽管诉说和倾听的权利属于每一个人,但一般人的听和说,传达的普遍性和感染力,都是有限的。然而人类的共同情感,却要求最大限度的普遍传达。这就需要诗人,需要真正的艺术家。真正的诗人和艺术家,总是能说出人们最想说的话,又说得不同凡响。也就是说,他们传达的情感,是最普遍的;表现的方式,则是最独特的。因为最普遍,所以引起共鸣;因为最独特,所以让人惊叹。这才被尊为诗人,尊为艺术家,被看作民族的灵魂,民族的骄傲,甚至全人类的代言人。

所谓“诗人”(含一切真正的作家和艺术家),即此之谓。

 

二 谁是诗人,谁是文人

”。这样,才能实现“共同情感的个性表现”,也才能实现“共同情感的普遍传达”。质言之,共同情感、个人体验、独特表现,缺一不可。 还是举例说明吧!比如李煜的“问君能有几多愁,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”,是不是他的个人体验?是。因为“小楼昨夜又东风,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”,正是他这亡国之君的独特感受。那么,他传达的,是不是人类的共同情感?是。因为忧愁,是每个人都有的。每个人从他的诗句中,都能看到自己,这才引起共鸣。至于表现形式,不用说,非常独特。因此,李煜作为君王,虽然很不怎么样;作为诗人,却相当不错。 显然,强调情感的个人性,并不妨碍诗人成为人民或时代的代言人。诗人完全可以,而且也应该,表达人民的欢乐,人民的悲痛,人民的愤怒。他甚至可以帮别人说话,比如“代人寄远”之类。只不过,这些情感,必须来自他的个人体验,或者是他将心比心体验到的。也就是说,诗人的情感,可以“关于他人”或“关于集体”,但必须“自己体验”。自己体验的,才是真情感。所谓“愤怒出诗人”,其实是“真情出诗人”啊! 因此,诗人几乎无不敏感,甚至孤独。这种心态,会使他们选择离群索居,甚至自行了断。这是诗人气质所致,也是一种无法抗拒的“宿命”,因为“情到深处人孤独”。 文人却很少孤独。因为他们的情感,原本是造出来的,是“为文造情”。他们当然也敏感,但那多半关乎面子,或脸色,尤其是在“作秀走台”或“颂圣应景”的时候。那时,他们的每一根神经,都是紧崩着的。 说起来,这也是区分诗人与文人的一个难题。因为中国历史上那些大诗人,也都有这样的所谓“作品”,只不过或多或少而已。这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。有的是阿谀奉承,有的是应付场面,还有的是由衷赞美。比如杜甫的“葵藿倾太阳,物性固难夺”,就多半是真心话;何况这首诗的后面,还说了“朱门酒肉臭,路有冻死骨”。 事实上,真正的诗人,是一定会有“士人风骨”的。至少,不会总是“颂圣”,总是“应景”。这一点,后面还要讲到。但下一篇文章,却得先讨论一下学人与文人。 刊载于2012年6月1日《南方都市报》B21版,责任编辑刘铮 

弄清了什么是诗人,也就明白了什么是文人。

什么样的是诗人呢?真正的诗人,一定有真情感,也一定有真才华。这种才华,往往是天赋;他们的情感,则发自内心。文人呢?才也是有的,情就靠不住。因为文人的“本职工作”,主要是帮腔和帮闲。这就要帮得上,用得着,随时都能满足需求。皇上好大喜功,就写“封禅之文”;皇上声色犬马,就作“登徒之赋”。呵呵,说得难听一点,文人就像“应召女郎”,必须“召之即来,来之能干”。情感是否真实,那就讲不得了。

这样一说,分野也就清楚:诗人是“我要写”,文人是“要我写”。要我写,也未必就是皇帝下圣旨,或上面派任务。也有并无指令号召,自己就“上杆子”的。文人的头脑里,都设定了程序。一到某个时刻,某种关头,则无论地位高低、在朝在野,便都会竞相献艺。如果是节庆和纪念日,就把颂诗写得花团锦簇;如果是搞阶级斗争、反和平演变,则把檄文写得义愤填膺。总之,主动、自觉、抢先、紧跟。至于自己的情感,随时都可以调整。

如此这般的“习惯性表态”,在“文革”中表演得淋漓尽致、绝后空前。那时,每有“最新指示”发表,或重大事件发生,必有海量的诗文,铺天盖地而来。唱红,就都唱红;批邓,就都批邓;说“形势大好”,就“山也笑,水也笑”。反正,人人争先,个个恐后,还得五十六个民族都上。肚子里攒的那点墨水,全都派上了用场。

”。这样,才能实现“共同情感的个性表现”,也才能实现“共同情感的普遍传达”。质言之,共同情感、个人体验、独特表现,缺一不可。 还是举例说明吧!比如李煜的“问君能有几多愁,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”,是不是他的个人体验?是。因为“小楼昨夜又东风,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”,正是他这亡国之君的独特感受。那么,他传达的,是不是人类的共同情感?是。因为忧愁,是每个人都有的。每个人从他的诗句中,都能看到自己,这才引起共鸣。至于表现形式,不用说,非常独特。因此,李煜作为君王,虽然很不怎么样;作为诗人,却相当不错。 显然,强调情感的个人性,并不妨碍诗人成为人民或时代的代言人。诗人完全可以,而且也应该,表达人民的欢乐,人民的悲痛,人民的愤怒。他甚至可以帮别人说话,比如“代人寄远”之类。只不过,这些情感,必须来自他的个人体验,或者是他将心比心体验到的。也就是说,诗人的情感,可以“关于他人”或“关于集体”,但必须“自己体验”。自己体验的,才是真情感。所谓“愤怒出诗人”,其实是“真情出诗人”啊! 因此,诗人几乎无不敏感,甚至孤独。这种心态,会使他们选择离群索居,甚至自行了断。这是诗人气质所致,也是一种无法抗拒的“宿命”,因为“情到深处人孤独”。 文人却很少孤独。因为他们的情感,原本是造出来的,是“为文造情”。他们当然也敏感,但那多半关乎面子,或脸色,尤其是在“作秀走台”或“颂圣应景”的时候。那时,他们的每一根神经,都是紧崩着的。 说起来,这也是区分诗人与文人的一个难题。因为中国历史上那些大诗人,也都有这样的所谓“作品”,只不过或多或少而已。这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。有的是阿谀奉承,有的是应付场面,还有的是由衷赞美。比如杜甫的“葵藿倾太阳,物性固难夺”,就多半是真心话;何况这首诗的后面,还说了“朱门酒肉臭,路有冻死骨”。 事实上,真正的诗人,是一定会有“士人风骨”的。至少,不会总是“颂圣”,总是“应景”。这一点,后面还要讲到。但下一篇文章,却得先讨论一下学人与文人。 刊载于2012年6月1日《南方都市报》B21版,责任编辑刘铮

老实说,这种事,我也没少干。所以,我也曾经是文人。也所以,我对什么是文人,了如指掌。还所以,我将在后面的文章里,进行自我批判,找出病根。

不是说“众口一词”就一定不对,一定虚假。粉碎四人帮,五一二地震,也有许多人在同一时刻,发出了同样的声音,唱出了“同一首歌”。但那是遇到了非常事件,而且是全国人民真正“心往一处想”。如果像上了闹钟似的,一到钟点就莺歌燕舞,便很可疑。一见“大雪纷纷落地”,就说“都是皇家瑞气”,也很可疑。

总之,历史上,现实中,有两种作家或作者,两种写作或创作。一种是真情实感如鲠在喉,不吐不快,这才发言为诗;另一种则是舞文弄墨,无病呻吟,没话找话,言不由衷。这个分野,早在一千六百年前,就被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文艺理论家刘勰看出。他在《文心雕龙》的刻,发出了同样的声音,唱出了“同一首歌”。但那是遇到了非常事件,而且是全国人民真正“心往一处想”。如果像上了闹钟似的,一到钟点就莺歌燕舞,便很可疑。一见“大雪纷纷落地”,就说“都是皇家瑞气”,也很可疑。 总之,历史上,现实中,有两种作家或作者,两种写作或创作。一种是真情实感如鲠在喉,不吐不快,这才发言为诗;另一种则是舞文弄墨,无病呻吟,没话找话,言不由衷。这个分野,早在一千六百年前,就被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文艺理论家刘勰看出。他在《文心雕龙》的《情采篇》,把前者称之为“为情造文”,后者称之为“为文造情”。而且,他的态度也很明朗:“为情造文”是真艺术,应该肯定;“为文造情”是伪艺术,必须批判。 更有意思的是,刘勰也分了类型,贴了标签,管前者叫“诗人”,后者叫“辞人”。其实刘勰所谓“辞人”,就是我说的“文人”,用词不同而已。有人看不懂我的分类,认为牵强附会,或者多此一举,甚至故弄玄虚。哈,那是因为学问不够,没读过《文心雕龙》。 三 验明正身有点难 然而,当真要区分诗人与文人,又很难。 在文化人的各种类型中,诗人与文人,是最为接近,也最难区分的。第一,他们都写作,甚至都以写作为生,或者都有创作的冲动。第二,他们也都有才。一点才华都没有的,只能叫“诗匠”或“文匠”。第三,他们甚至都是“性情中人”,至少看起来是。诗人固然“风流倜傥”,文人同样“放浪形骸”。文人游山玩水,诗人也游;文人泡吧泡妞,诗人也泡。诗、酒、山水和女人,一般地说,都是他们的最爱。 这就很难“划清界限”。比如,你总不能说,诗人的浪漫就是“多情”,文人的风流就是“无行”;诗人喝酒就是“寻找灵感”,文人喝酒就是“放纵自己”吧? 我不知道刘勰是否想过这个问题,但他提出了鉴别的方法和标准,那就是区分情感的真假。他说,“辞人”(文人)的特点,就是人格分裂,表里不一,口是心非。比如,明明“志深轩冕”(极想做官),却“泛咏皋壤”(扬言归隐);明明“心缠机务”(勾心斗角),却“虚述人外”(假装超脱);开口“淡泊”,闭口“宁静”,其实比谁都在乎功名利禄、票子风头。总之,他们的性情是假的,叫“真宰弗存”(《文心雕龙?情采》)。 例证也有,比如潘岳(字安仁)就是。此人的一些作品,比如《秋兴赋》,表达的情感是很高洁的。对脱离官场,走向自由,也是很向往的。然而实际为人呢?每天站在路旁,等待权臣接见。高官的车子远远扬起尘土,就拜倒在地,叫“望尘而拜”。谄媚如此,其清高自然可疑。所以,后来元好问就讥讽他,说“高情千古《闲居赋》,争信安仁拜路尘”(《论诗绝句》其六)。潘岳,也就成了言不由衷的文人典型。 但这事其实不好说。因为人都有两面性,文化人就尤其性格复杂,内心冲突,充满矛盾。比如那位最为放荡不羁的大诗人李白,不也很想入朝做官吗?为了满足唐玄宗,不也为杨贵妃写了“云想衣裳花想容”吗?何况想做官,也未必都是为了光宗耀祖、富贵荣华,甚至以权谋私。也可能是为了践行政治理想,施展政治才华,实现政治抱负。然而官场有如江湖,毕竟凶险。饱受打压排挤之时,难免有归隐之心。而且,正如范文澜先生注《文心雕龙》时所说:尘俗之缚愈急,林泉之慕弥深。所以这一条,还真不好鉴别。 但,诗人“为情造文”,文人“为文造情”,是不错的;诗人性情是真,文人性情是伪,也是不错的。问题是:何以知之? 四 一念之差 我的主张,是看体验。说得再明白一点:但凡真有体验,而且那体验是个人的,为真情感,也是真诗人。反之,没有体验,装模作样;或表面上有体验,却其实不过看别人的脸色,替别人涂脂抹粉或自吹自擂,充当“肉话筒”的,是文人。 这样讲,似乎跟前面的说法有矛盾。诗人传达的,不是人类的共同情感吗?没错。但这种传达,又必须是个性的和独特的。这就决不仅仅只是技术问题,或形式问题。更重要的,还是体验。体验不属个人,表现岂能个性?也就是说,情感是共同的,体验却必须是个人的,是“共同情感的个人体验情采篇》,把前者称之为“为情造文”,后者称之为“为文造情”。而且,他的态度也很明朗:“为情造文”是真艺术,应该肯定;“为文造情”是伪艺术,必须批判。

——“文化人的分野”之二 一 何为诗人 我把文化人,分成士人、学人、诗人、文人等几种类型,肯定有人不以为然。你这种分类,有什么依据,又有什么标准嘛?难道写诗的就是诗人,写文章或者写小说的就是文人?难道写诗的就高人一等,写文章或者写小说的就低人一头,还要被骂作“怪胎”? 呵呵呵,不是这个意思。我说的“诗人”,其实是把所有真正的作家和艺术家,都包括在内的。诗人,只是一个符号,一个代码,一个便于理解和言说的标签。士人、学人、文人等概念,也如此。 但这样说,又有问题:都是写作或创作,文人跟诗人,有什么区别? 看来,还得把标准先说清楚。 的确,表面上看,诗人就是写诗的,学人就是治学的,正如文人就是写文章的。但这是“社会分工”或“职业身份”,不是“文化类型”。讲“文化类型”,得刨根问底,从根上说起。换言之,我们得问个究竟:世界上,为什么要有学人和诗人?历史上,又为什么会“多余”地冒出来“文人”这个类型? 先说诗人。 众所周知,世界上,无论哪个国家和民族,都有诗人,也都要有诗人。为什么?就因为人类的普遍情感和共同追求,需要表现和传达;而这种表现和传达,又必须非常独特,非常个性化。这是一切文学艺术共同的本质特征。因此,一切真正的文学艺术家,都可以广义地称为诗人,归入“诗人”这一文化类型。 显然,这里有两个必要条件:一是共同情感的普遍传达,二是艺术表现的个性独特。人类有共同情感吗?有。比如爱,比如对幸福的追求,对压迫的反抗,以及求之不得的郁闷和烦恼,反抗不能的愤怒和悲怆。这些共同情感,能普遍传达吗?能。因为“人同此心,心同此理”。而且,正因为能够传达,才会有诉说和倾听。 不过,尽管诉说和倾听的权利属于每一个人,但一般人的听和说,传达的普遍性和感染力,都是有限的。然而人类的共同情感,却要求最大限度的普遍传达。这就需要诗人,需要真正的艺术家。真正的诗人和艺术家,总是能说出人们最想说的话,又说得不同凡响。也就是说,他们传达的情感,是最普遍的;表现的方式,则是最独特的。因为最普遍,所以引起共鸣;因为最独特,所以让人惊叹。这才被尊为诗人,尊为艺术家,被看作民族的灵魂,民族的骄傲,甚至全人类的代言人。 所谓“诗人”(含一切真正的作家和艺术家),即此之谓。 二 谁是诗人,谁是文人 弄清了什么是诗人,也就明白了什么是文人。 什么样的是诗人呢?真正的诗人,一定有真情感,也一定有真才华。这种才华,往往是天赋;他们的情感,则发自内心。文人呢?才也是有的,情就靠不住。因为文人的“本职工作”,主要是帮腔和帮闲。这就要帮得上,用得着,随时都能满足需求。皇上好大喜功,就写“封禅之文”;皇上声色犬马,就作“登徒之赋”。呵呵,说得难听一点,文人就像“应召女郎”,必须“召之即来,来之能干”。情感是否真实,那就讲不得了。 这样一说,分野也就清楚:诗人是“我要写”,文人是“要我写”。要我写,也未必就是皇帝下圣旨,或上面派任务。也有并无指令号召,自己就“上杆子”的。文人的头脑里,都设定了程序。一到某个时刻,某种关头,则无论地位高低、在朝在野,便都会竞相献艺。如果是节庆和纪念日,就把颂诗写得花团锦簇;如果是搞阶级斗争、反和平演变,则把檄文写得义愤填膺。总之,主动、自觉、抢先、紧跟。至于自己的情感,随时都可以调整。 如此这般的“习惯性表态”,在“文革”中表演得淋漓尽致、绝后空前。那时,每有“最新指示”发表,或重大事件发生,必有海量的诗文,铺天盖地而来。唱红,就都唱红;批邓,就都批邓;说“形势大好”,就“山也笑,水也笑”。反正,人人争先,个个恐后,还得五十六个民族都上。肚子里攒的那点墨水,全都派上了用场。 老实说,这种事,我也没少干。所以,我也曾经是文人。也所以,我对什么是文人,了如指掌。还所以,我将在后面的文章里,进行自我批判,找出病根。 不是说“众口一词”就一定不对,一定虚假。粉碎四人帮,五一二地震,也有许多人在同一时 更有意思的是,刘勰也分了类型,贴了标签,管前者叫“诗人”,后者叫“辞人”。其实刘勰所谓“辞人”,就是我说的“文人”,用词不同而已。有人看不懂我的分类,认为牵强附会,或者多此一举,甚至故弄玄虚。哈,那是因为学问不够,没读过《文心雕龙》。

 

——“文化人的分野”之二 一 何为诗人 我把文化人,分成士人、学人、诗人、文人等几种类型,肯定有人不以为然。你这种分类,有什么依据,又有什么标准嘛?难道写诗的就是诗人,写文章或者写小说的就是文人?难道写诗的就高人一等,写文章或者写小说的就低人一头,还要被骂作“怪胎”? 呵呵呵,不是这个意思。我说的“诗人”,其实是把所有真正的作家和艺术家,都包括在内的。诗人,只是一个符号,一个代码,一个便于理解和言说的标签。士人、学人、文人等概念,也如此。 但这样说,又有问题:都是写作或创作,文人跟诗人,有什么区别? 看来,还得把标准先说清楚。 的确,表面上看,诗人就是写诗的,学人就是治学的,正如文人就是写文章的。但这是“社会分工”或“职业身份”,不是“文化类型”。讲“文化类型”,得刨根问底,从根上说起。换言之,我们得问个究竟:世界上,为什么要有学人和诗人?历史上,又为什么会“多余”地冒出来“文人”这个类型? 先说诗人。 众所周知,世界上,无论哪个国家和民族,都有诗人,也都要有诗人。为什么?就因为人类的普遍情感和共同追求,需要表现和传达;而这种表现和传达,又必须非常独特,非常个性化。这是一切文学艺术共同的本质特征。因此,一切真正的文学艺术家,都可以广义地称为诗人,归入“诗人”这一文化类型。 显然,这里有两个必要条件:一是共同情感的普遍传达,二是艺术表现的个性独特。人类有共同情感吗?有。比如爱,比如对幸福的追求,对压迫的反抗,以及求之不得的郁闷和烦恼,反抗不能的愤怒和悲怆。这些共同情感,能普遍传达吗?能。因为“人同此心,心同此理”。而且,正因为能够传达,才会有诉说和倾听。 不过,尽管诉说和倾听的权利属于每一个人,但一般人的听和说,传达的普遍性和感染力,都是有限的。然而人类的共同情感,却要求最大限度的普遍传达。这就需要诗人,需要真正的艺术家。真正的诗人和艺术家,总是能说出人们最想说的话,又说得不同凡响。也就是说,他们传达的情感,是最普遍的;表现的方式,则是最独特的。因为最普遍,所以引起共鸣;因为最独特,所以让人惊叹。这才被尊为诗人,尊为艺术家,被看作民族的灵魂,民族的骄傲,甚至全人类的代言人。 所谓“诗人”(含一切真正的作家和艺术家),即此之谓。 二 谁是诗人,谁是文人 弄清了什么是诗人,也就明白了什么是文人。 什么样的是诗人呢?真正的诗人,一定有真情感,也一定有真才华。这种才华,往往是天赋;他们的情感,则发自内心。文人呢?才也是有的,情就靠不住。因为文人的“本职工作”,主要是帮腔和帮闲。这就要帮得上,用得着,随时都能满足需求。皇上好大喜功,就写“封禅之文”;皇上声色犬马,就作“登徒之赋”。呵呵,说得难听一点,文人就像“应召女郎”,必须“召之即来,来之能干”。情感是否真实,那就讲不得了。 这样一说,分野也就清楚:诗人是“我要写”,文人是“要我写”。要我写,也未必就是皇帝下圣旨,或上面派任务。也有并无指令号召,自己就“上杆子”的。文人的头脑里,都设定了程序。一到某个时刻,某种关头,则无论地位高低、在朝在野,便都会竞相献艺。如果是节庆和纪念日,就把颂诗写得花团锦簇;如果是搞阶级斗争、反和平演变,则把檄文写得义愤填膺。总之,主动、自觉、抢先、紧跟。至于自己的情感,随时都可以调整。 如此这般的“习惯性表态”,在“文革”中表演得淋漓尽致、绝后空前。那时,每有“最新指示”发表,或重大事件发生,必有海量的诗文,铺天盖地而来。唱红,就都唱红;批邓,就都批邓;说“形势大好”,就“山也笑,水也笑”。反正,人人争先,个个恐后,还得五十六个民族都上。肚子里攒的那点墨水,全都派上了用场。 老实说,这种事,我也没少干。所以,我也曾经是文人。也所以,我对什么是文人,了如指掌。还所以,我将在后面的文章里,进行自我批判,找出病根。 不是说“众口一词”就一定不对,一定虚假。粉碎四人帮,五一二地震,也有许多人在同一时

三 验明正身有点难

 

然而,当真要区分诗人与文人,又很难。

——“文化人的分野”之二 一 何为诗人 我把文化人,分成士人、学人、诗人、文人等几种类型,肯定有人不以为然。你这种分类,有什么依据,又有什么标准嘛?难道写诗的就是诗人,写文章或者写小说的就是文人?难道写诗的就高人一等,写文章或者写小说的就低人一头,还要被骂作“怪胎”? 呵呵呵,不是这个意思。我说的“诗人”,其实是把所有真正的作家和艺术家,都包括在内的。诗人,只是一个符号,一个代码,一个便于理解和言说的标签。士人、学人、文人等概念,也如此。 但这样说,又有问题:都是写作或创作,文人跟诗人,有什么区别? 看来,还得把标准先说清楚。 的确,表面上看,诗人就是写诗的,学人就是治学的,正如文人就是写文章的。但这是“社会分工”或“职业身份”,不是“文化类型”。讲“文化类型”,得刨根问底,从根上说起。换言之,我们得问个究竟:世界上,为什么要有学人和诗人?历史上,又为什么会“多余”地冒出来“文人”这个类型? 先说诗人。 众所周知,世界上,无论哪个国家和民族,都有诗人,也都要有诗人。为什么?就因为人类的普遍情感和共同追求,需要表现和传达;而这种表现和传达,又必须非常独特,非常个性化。这是一切文学艺术共同的本质特征。因此,一切真正的文学艺术家,都可以广义地称为诗人,归入“诗人”这一文化类型。 显然,这里有两个必要条件:一是共同情感的普遍传达,二是艺术表现的个性独特。人类有共同情感吗?有。比如爱,比如对幸福的追求,对压迫的反抗,以及求之不得的郁闷和烦恼,反抗不能的愤怒和悲怆。这些共同情感,能普遍传达吗?能。因为“人同此心,心同此理”。而且,正因为能够传达,才会有诉说和倾听。 不过,尽管诉说和倾听的权利属于每一个人,但一般人的听和说,传达的普遍性和感染力,都是有限的。然而人类的共同情感,却要求最大限度的普遍传达。这就需要诗人,需要真正的艺术家。真正的诗人和艺术家,总是能说出人们最想说的话,又说得不同凡响。也就是说,他们传达的情感,是最普遍的;表现的方式,则是最独特的。因为最普遍,所以引起共鸣;因为最独特,所以让人惊叹。这才被尊为诗人,尊为艺术家,被看作民族的灵魂,民族的骄傲,甚至全人类的代言人。 所谓“诗人”(含一切真正的作家和艺术家),即此之谓。 二 谁是诗人,谁是文人 弄清了什么是诗人,也就明白了什么是文人。 什么样的是诗人呢?真正的诗人,一定有真情感,也一定有真才华。这种才华,往往是天赋;他们的情感,则发自内心。文人呢?才也是有的,情就靠不住。因为文人的“本职工作”,主要是帮腔和帮闲。这就要帮得上,用得着,随时都能满足需求。皇上好大喜功,就写“封禅之文”;皇上声色犬马,就作“登徒之赋”。呵呵,说得难听一点,文人就像“应召女郎”,必须“召之即来,来之能干”。情感是否真实,那就讲不得了。 这样一说,分野也就清楚:诗人是“我要写”,文人是“要我写”。要我写,也未必就是皇帝下圣旨,或上面派任务。也有并无指令号召,自己就“上杆子”的。文人的头脑里,都设定了程序。一到某个时刻,某种关头,则无论地位高低、在朝在野,便都会竞相献艺。如果是节庆和纪念日,就把颂诗写得花团锦簇;如果是搞阶级斗争、反和平演变,则把檄文写得义愤填膺。总之,主动、自觉、抢先、紧跟。至于自己的情感,随时都可以调整。 如此这般的“习惯性表态”,在“文革”中表演得淋漓尽致、绝后空前。那时,每有“最新指示”发表,或重大事件发生,必有海量的诗文,铺天盖地而来。唱红,就都唱红;批邓,就都批邓;说“形势大好”,就“山也笑,水也笑”。反正,人人争先,个个恐后,还得五十六个民族都上。肚子里攒的那点墨水,全都派上了用场。 老实说,这种事,我也没少干。所以,我也曾经是文人。也所以,我对什么是文人,了如指掌。还所以,我将在后面的文章里,进行自我批判,找出病根。 不是说“众口一词”就一定不对,一定虚假。粉碎四人帮,五一二地震,也有许多人在同一时

在文化人的各种类型中,诗人与文人,是最为接近,也最难区分的。第一,他们都写作,甚至都以写作为生,或者都有创作的冲动。第二,他们也都有才。一点才华都没有的,只能叫“诗匠”或“文匠”。第三,他们甚至都是“性情中人”,至少看起来是。诗人固然“风流倜傥”,文人同样“放浪形骸”。文人游山玩水,诗人也游;文人泡吧泡妞,诗人也泡。诗、酒、山水和女人,一般地说,都是他们的最爱。

——“文化人的分野”之二 一 何为诗人 我把文化人,分成士人、学人、诗人、文人等几种类型,肯定有人不以为然。你这种分类,有什么依据,又有什么标准嘛?难道写诗的就是诗人,写文章或者写小说的就是文人?难道写诗的就高人一等,写文章或者写小说的就低人一头,还要被骂作“怪胎”? 呵呵呵,不是这个意思。我说的“诗人”,其实是把所有真正的作家和艺术家,都包括在内的。诗人,只是一个符号,一个代码,一个便于理解和言说的标签。士人、学人、文人等概念,也如此。 但这样说,又有问题:都是写作或创作,文人跟诗人,有什么区别? 看来,还得把标准先说清楚。 的确,表面上看,诗人就是写诗的,学人就是治学的,正如文人就是写文章的。但这是“社会分工”或“职业身份”,不是“文化类型”。讲“文化类型”,得刨根问底,从根上说起。换言之,我们得问个究竟:世界上,为什么要有学人和诗人?历史上,又为什么会“多余”地冒出来“文人”这个类型? 先说诗人。 众所周知,世界上,无论哪个国家和民族,都有诗人,也都要有诗人。为什么?就因为人类的普遍情感和共同追求,需要表现和传达;而这种表现和传达,又必须非常独特,非常个性化。这是一切文学艺术共同的本质特征。因此,一切真正的文学艺术家,都可以广义地称为诗人,归入“诗人”这一文化类型。 显然,这里有两个必要条件:一是共同情感的普遍传达,二是艺术表现的个性独特。人类有共同情感吗?有。比如爱,比如对幸福的追求,对压迫的反抗,以及求之不得的郁闷和烦恼,反抗不能的愤怒和悲怆。这些共同情感,能普遍传达吗?能。因为“人同此心,心同此理”。而且,正因为能够传达,才会有诉说和倾听。 不过,尽管诉说和倾听的权利属于每一个人,但一般人的听和说,传达的普遍性和感染力,都是有限的。然而人类的共同情感,却要求最大限度的普遍传达。这就需要诗人,需要真正的艺术家。真正的诗人和艺术家,总是能说出人们最想说的话,又说得不同凡响。也就是说,他们传达的情感,是最普遍的;表现的方式,则是最独特的。因为最普遍,所以引起共鸣;因为最独特,所以让人惊叹。这才被尊为诗人,尊为艺术家,被看作民族的灵魂,民族的骄傲,甚至全人类的代言人。 所谓“诗人”(含一切真正的作家和艺术家),即此之谓。 二 谁是诗人,谁是文人 弄清了什么是诗人,也就明白了什么是文人。 什么样的是诗人呢?真正的诗人,一定有真情感,也一定有真才华。这种才华,往往是天赋;他们的情感,则发自内心。文人呢?才也是有的,情就靠不住。因为文人的“本职工作”,主要是帮腔和帮闲。这就要帮得上,用得着,随时都能满足需求。皇上好大喜功,就写“封禅之文”;皇上声色犬马,就作“登徒之赋”。呵呵,说得难听一点,文人就像“应召女郎”,必须“召之即来,来之能干”。情感是否真实,那就讲不得了。 这样一说,分野也就清楚:诗人是“我要写”,文人是“要我写”。要我写,也未必就是皇帝下圣旨,或上面派任务。也有并无指令号召,自己就“上杆子”的。文人的头脑里,都设定了程序。一到某个时刻,某种关头,则无论地位高低、在朝在野,便都会竞相献艺。如果是节庆和纪念日,就把颂诗写得花团锦簇;如果是搞阶级斗争、反和平演变,则把檄文写得义愤填膺。总之,主动、自觉、抢先、紧跟。至于自己的情感,随时都可以调整。 如此这般的“习惯性表态”,在“文革”中表演得淋漓尽致、绝后空前。那时,每有“最新指示”发表,或重大事件发生,必有海量的诗文,铺天盖地而来。唱红,就都唱红;批邓,就都批邓;说“形势大好”,就“山也笑,水也笑”。反正,人人争先,个个恐后,还得五十六个民族都上。肚子里攒的那点墨水,全都派上了用场。 老实说,这种事,我也没少干。所以,我也曾经是文人。也所以,我对什么是文人,了如指掌。还所以,我将在后面的文章里,进行自我批判,找出病根。 不是说“众口一词”就一定不对,一定虚假。粉碎四人帮,五一二地震,也有许多人在同一时 这就很难“划清界限”。比如,你总不能说,诗人的浪漫就是“多情”,文人的风流就是“无行”;诗人喝酒就是“寻找灵感”,文人喝酒就是“放纵自己”吧?

我不知道刘勰是否想过这个问题,但他提出了鉴别的方法和标准,那就是区分情感的真假。他说,“辞人”(文人)的特点,就是人格分裂,表里不一,口是心非。比如,明明“志深轩冕”(极想做官),却“泛咏皋壤”(扬言归隐);明明“心缠机务”(勾心斗角),却“虚述人外”(假装超脱);开口“淡泊”,闭口“宁静”,其实比谁都在乎功名利禄、票子风头。总之,他们的性情是假的,叫“真宰弗存”(《文心雕龙——“文化人的分野”之二 一 何为诗人 我把文化人,分成士人、学人、诗人、文人等几种类型,肯定有人不以为然。你这种分类,有什么依据,又有什么标准嘛?难道写诗的就是诗人,写文章或者写小说的就是文人?难道写诗的就高人一等,写文章或者写小说的就低人一头,还要被骂作“怪胎”? 呵呵呵,不是这个意思。我说的“诗人”,其实是把所有真正的作家和艺术家,都包括在内的。诗人,只是一个符号,一个代码,一个便于理解和言说的标签。士人、学人、文人等概念,也如此。 但这样说,又有问题:都是写作或创作,文人跟诗人,有什么区别? 看来,还得把标准先说清楚。 的确,表面上看,诗人就是写诗的,学人就是治学的,正如文人就是写文章的。但这是“社会分工”或“职业身份”,不是“文化类型”。讲“文化类型”,得刨根问底,从根上说起。换言之,我们得问个究竟:世界上,为什么要有学人和诗人?历史上,又为什么会“多余”地冒出来“文人”这个类型? 先说诗人。 众所周知,世界上,无论哪个国家和民族,都有诗人,也都要有诗人。为什么?就因为人类的普遍情感和共同追求,需要表现和传达;而这种表现和传达,又必须非常独特,非常个性化。这是一切文学艺术共同的本质特征。因此,一切真正的文学艺术家,都可以广义地称为诗人,归入“诗人”这一文化类型。 显然,这里有两个必要条件:一是共同情感的普遍传达,二是艺术表现的个性独特。人类有共同情感吗?有。比如爱,比如对幸福的追求,对压迫的反抗,以及求之不得的郁闷和烦恼,反抗不能的愤怒和悲怆。这些共同情感,能普遍传达吗?能。因为“人同此心,心同此理”。而且,正因为能够传达,才会有诉说和倾听。 不过,尽管诉说和倾听的权利属于每一个人,但一般人的听和说,传达的普遍性和感染力,都是有限的。然而人类的共同情感,却要求最大限度的普遍传达。这就需要诗人,需要真正的艺术家。真正的诗人和艺术家,总是能说出人们最想说的话,又说得不同凡响。也就是说,他们传达的情感,是最普遍的;表现的方式,则是最独特的。因为最普遍,所以引起共鸣;因为最独特,所以让人惊叹。这才被尊为诗人,尊为艺术家,被看作民族的灵魂,民族的骄傲,甚至全人类的代言人。 所谓“诗人”(含一切真正的作家和艺术家),即此之谓。 二 谁是诗人,谁是文人 弄清了什么是诗人,也就明白了什么是文人。 什么样的是诗人呢?真正的诗人,一定有真情感,也一定有真才华。这种才华,往往是天赋;他们的情感,则发自内心。文人呢?才也是有的,情就靠不住。因为文人的“本职工作”,主要是帮腔和帮闲。这就要帮得上,用得着,随时都能满足需求。皇上好大喜功,就写“封禅之文”;皇上声色犬马,就作“登徒之赋”。呵呵,说得难听一点,文人就像“应召女郎”,必须“召之即来,来之能干”。情感是否真实,那就讲不得了。 这样一说,分野也就清楚:诗人是“我要写”,文人是“要我写”。要我写,也未必就是皇帝下圣旨,或上面派任务。也有并无指令号召,自己就“上杆子”的。文人的头脑里,都设定了程序。一到某个时刻,某种关头,则无论地位高低、在朝在野,便都会竞相献艺。如果是节庆和纪念日,就把颂诗写得花团锦簇;如果是搞阶级斗争、反和平演变,则把檄文写得义愤填膺。总之,主动、自觉、抢先、紧跟。至于自己的情感,随时都可以调整。 如此这般的“习惯性表态”,在“文革”中表演得淋漓尽致、绝后空前。那时,每有“最新指示”发表,或重大事件发生,必有海量的诗文,铺天盖地而来。唱红,就都唱红;批邓,就都批邓;说“形势大好”,就“山也笑,水也笑”。反正,人人争先,个个恐后,还得五十六个民族都上。肚子里攒的那点墨水,全都派上了用场。 老实说,这种事,我也没少干。所以,我也曾经是文人。也所以,我对什么是文人,了如指掌。还所以,我将在后面的文章里,进行自我批判,找出病根。 不是说“众口一词”就一定不对,一定虚假。粉碎四人帮,五一二地震,也有许多人在同一时?情采》)。

”。这样,才能实现“共同情感的个性表现”,也才能实现“共同情感的普遍传达”。质言之,共同情感、个人体验、独特表现,缺一不可。 还是举例说明吧!比如李煜的“问君能有几多愁,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”,是不是他的个人体验?是。因为“小楼昨夜又东风,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”,正是他这亡国之君的独特感受。那么,他传达的,是不是人类的共同情感?是。因为忧愁,是每个人都有的。每个人从他的诗句中,都能看到自己,这才引起共鸣。至于表现形式,不用说,非常独特。因此,李煜作为君王,虽然很不怎么样;作为诗人,却相当不错。 显然,强调情感的个人性,并不妨碍诗人成为人民或时代的代言人。诗人完全可以,而且也应该,表达人民的欢乐,人民的悲痛,人民的愤怒。他甚至可以帮别人说话,比如“代人寄远”之类。只不过,这些情感,必须来自他的个人体验,或者是他将心比心体验到的。也就是说,诗人的情感,可以“关于他人”或“关于集体”,但必须“自己体验”。自己体验的,才是真情感。所谓“愤怒出诗人”,其实是“真情出诗人”啊! 因此,诗人几乎无不敏感,甚至孤独。这种心态,会使他们选择离群索居,甚至自行了断。这是诗人气质所致,也是一种无法抗拒的“宿命”,因为“情到深处人孤独”。 文人却很少孤独。因为他们的情感,原本是造出来的,是“为文造情”。他们当然也敏感,但那多半关乎面子,或脸色,尤其是在“作秀走台”或“颂圣应景”的时候。那时,他们的每一根神经,都是紧崩着的。 说起来,这也是区分诗人与文人的一个难题。因为中国历史上那些大诗人,也都有这样的所谓“作品”,只不过或多或少而已。这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。有的是阿谀奉承,有的是应付场面,还有的是由衷赞美。比如杜甫的“葵藿倾太阳,物性固难夺”,就多半是真心话;何况这首诗的后面,还说了“朱门酒肉臭,路有冻死骨”。 事实上,真正的诗人,是一定会有“士人风骨”的。至少,不会总是“颂圣”,总是“应景”。这一点,后面还要讲到。但下一篇文章,却得先讨论一下学人与文人。 刊载于2012年6月1日《南方都市报》B21版,责任编辑刘铮 例证也有,比如潘岳(字安仁)就是。此人的一些作品,比如《秋兴赋》,表达的情感是很高洁的。对脱离官场,走向自由,也是很向往的。然而实际为人呢?每天站在路旁,等待权臣接见。高官的车子远远扬起尘土,就拜倒在地,叫“望尘而拜”。谄媚如此,其清高自然可疑。所以,后来元好问就讥讽他,说“高情千古《闲居赋》,争信安仁拜路尘”(《论诗绝句》其六)。潘岳,也就成了言不由衷的文人典型。

但这事其实不好说。因为人都有两面性,文化人就尤其性格复杂,内心冲突,充满矛盾。比如那位最为放荡不羁的大诗人李白,不也很想入朝做官吗?为了满足唐玄宗,不也为杨贵妃写了“云想衣裳花想容”吗?何况想做官,也未必都是为了光宗耀祖、富贵荣华,甚至以权谋私。也可能是为了践行政治理想,施展政治才华,实现政治抱负。然而官场有如江湖,毕竟凶险。饱受打压排挤之时,难免有归隐之心。而且,正如范文澜先生注《文心雕龙》时所说:尘俗之缚愈急,林泉之慕弥深。所以这一条,还真不好鉴别。

——“文化人的分野”之二 一 何为诗人 我把文化人,分成士人、学人、诗人、文人等几种类型,肯定有人不以为然。你这种分类,有什么依据,又有什么标准嘛?难道写诗的就是诗人,写文章或者写小说的就是文人?难道写诗的就高人一等,写文章或者写小说的就低人一头,还要被骂作“怪胎”? 呵呵呵,不是这个意思。我说的“诗人”,其实是把所有真正的作家和艺术家,都包括在内的。诗人,只是一个符号,一个代码,一个便于理解和言说的标签。士人、学人、文人等概念,也如此。 但这样说,又有问题:都是写作或创作,文人跟诗人,有什么区别? 看来,还得把标准先说清楚。 的确,表面上看,诗人就是写诗的,学人就是治学的,正如文人就是写文章的。但这是“社会分工”或“职业身份”,不是“文化类型”。讲“文化类型”,得刨根问底,从根上说起。换言之,我们得问个究竟:世界上,为什么要有学人和诗人?历史上,又为什么会“多余”地冒出来“文人”这个类型? 先说诗人。 众所周知,世界上,无论哪个国家和民族,都有诗人,也都要有诗人。为什么?就因为人类的普遍情感和共同追求,需要表现和传达;而这种表现和传达,又必须非常独特,非常个性化。这是一切文学艺术共同的本质特征。因此,一切真正的文学艺术家,都可以广义地称为诗人,归入“诗人”这一文化类型。 显然,这里有两个必要条件:一是共同情感的普遍传达,二是艺术表现的个性独特。人类有共同情感吗?有。比如爱,比如对幸福的追求,对压迫的反抗,以及求之不得的郁闷和烦恼,反抗不能的愤怒和悲怆。这些共同情感,能普遍传达吗?能。因为“人同此心,心同此理”。而且,正因为能够传达,才会有诉说和倾听。 不过,尽管诉说和倾听的权利属于每一个人,但一般人的听和说,传达的普遍性和感染力,都是有限的。然而人类的共同情感,却要求最大限度的普遍传达。这就需要诗人,需要真正的艺术家。真正的诗人和艺术家,总是能说出人们最想说的话,又说得不同凡响。也就是说,他们传达的情感,是最普遍的;表现的方式,则是最独特的。因为最普遍,所以引起共鸣;因为最独特,所以让人惊叹。这才被尊为诗人,尊为艺术家,被看作民族的灵魂,民族的骄傲,甚至全人类的代言人。 所谓“诗人”(含一切真正的作家和艺术家),即此之谓。 二 谁是诗人,谁是文人 弄清了什么是诗人,也就明白了什么是文人。 什么样的是诗人呢?真正的诗人,一定有真情感,也一定有真才华。这种才华,往往是天赋;他们的情感,则发自内心。文人呢?才也是有的,情就靠不住。因为文人的“本职工作”,主要是帮腔和帮闲。这就要帮得上,用得着,随时都能满足需求。皇上好大喜功,就写“封禅之文”;皇上声色犬马,就作“登徒之赋”。呵呵,说得难听一点,文人就像“应召女郎”,必须“召之即来,来之能干”。情感是否真实,那就讲不得了。 这样一说,分野也就清楚:诗人是“我要写”,文人是“要我写”。要我写,也未必就是皇帝下圣旨,或上面派任务。也有并无指令号召,自己就“上杆子”的。文人的头脑里,都设定了程序。一到某个时刻,某种关头,则无论地位高低、在朝在野,便都会竞相献艺。如果是节庆和纪念日,就把颂诗写得花团锦簇;如果是搞阶级斗争、反和平演变,则把檄文写得义愤填膺。总之,主动、自觉、抢先、紧跟。至于自己的情感,随时都可以调整。 如此这般的“习惯性表态”,在“文革”中表演得淋漓尽致、绝后空前。那时,每有“最新指示”发表,或重大事件发生,必有海量的诗文,铺天盖地而来。唱红,就都唱红;批邓,就都批邓;说“形势大好”,就“山也笑,水也笑”。反正,人人争先,个个恐后,还得五十六个民族都上。肚子里攒的那点墨水,全都派上了用场。 老实说,这种事,我也没少干。所以,我也曾经是文人。也所以,我对什么是文人,了如指掌。还所以,我将在后面的文章里,进行自我批判,找出病根。 不是说“众口一词”就一定不对,一定虚假。粉碎四人帮,五一二地震,也有许多人在同一时

但,诗人“为情造文”,文人“为文造情”,是不错的;诗人性情是真,文人性情是伪,也是不错的。问题是:何以知之?

”。这样,才能实现“共同情感的个性表现”,也才能实现“共同情感的普遍传达”。质言之,共同情感、个人体验、独特表现,缺一不可。 还是举例说明吧!比如李煜的“问君能有几多愁,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”,是不是他的个人体验?是。因为“小楼昨夜又东风,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”,正是他这亡国之君的独特感受。那么,他传达的,是不是人类的共同情感?是。因为忧愁,是每个人都有的。每个人从他的诗句中,都能看到自己,这才引起共鸣。至于表现形式,不用说,非常独特。因此,李煜作为君王,虽然很不怎么样;作为诗人,却相当不错。 显然,强调情感的个人性,并不妨碍诗人成为人民或时代的代言人。诗人完全可以,而且也应该,表达人民的欢乐,人民的悲痛,人民的愤怒。他甚至可以帮别人说话,比如“代人寄远”之类。只不过,这些情感,必须来自他的个人体验,或者是他将心比心体验到的。也就是说,诗人的情感,可以“关于他人”或“关于集体”,但必须“自己体验”。自己体验的,才是真情感。所谓“愤怒出诗人”,其实是“真情出诗人”啊! 因此,诗人几乎无不敏感,甚至孤独。这种心态,会使他们选择离群索居,甚至自行了断。这是诗人气质所致,也是一种无法抗拒的“宿命”,因为“情到深处人孤独”。 文人却很少孤独。因为他们的情感,原本是造出来的,是“为文造情”。他们当然也敏感,但那多半关乎面子,或脸色,尤其是在“作秀走台”或“颂圣应景”的时候。那时,他们的每一根神经,都是紧崩着的。 说起来,这也是区分诗人与文人的一个难题。因为中国历史上那些大诗人,也都有这样的所谓“作品”,只不过或多或少而已。这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。有的是阿谀奉承,有的是应付场面,还有的是由衷赞美。比如杜甫的“葵藿倾太阳,物性固难夺”,就多半是真心话;何况这首诗的后面,还说了“朱门酒肉臭,路有冻死骨”。 事实上,真正的诗人,是一定会有“士人风骨”的。至少,不会总是“颂圣”,总是“应景”。这一点,后面还要讲到。但下一篇文章,却得先讨论一下学人与文人。 刊载于2012年6月1日《南方都市报》B21版,责任编辑刘铮 

四 一念之差

 

我的主张,是看体验。说得再明白一点:但凡真有体验,而且那体验是个人的,为真情感,也是真诗人。反之,没有体验,装模作样;或表面上有体验,却其实不过看别人的脸色,替别人涂脂抹粉或自吹自擂,充当“肉话筒”的,是文人。

这样讲,似乎跟前面的说法有矛盾。诗人传达的,不是人类的共同情感吗?没错。但这种传达,又必须是个性的和独特的。这就决不仅仅只是技术问题,或形式问题。更重要的,还是体验。体验不属个人,表现岂能个性?也就是说,情感是共同的,体验却必须是个人的,是“共同情感的个人体验”。这样,才能实现“共同情感的个性表现”,也才能实现“共同情感的普遍传达”。质言之,共同情感、个人体验、独特表现,缺一不可。

还是举例说明吧!比如李煜的“问君能有几多愁,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”,是不是他的个人体验?是。因为“小楼昨夜又东风,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”,正是他这亡国之君的独特感受。那么,他传达的,是不是人类的共同情感?是。因为忧愁,是每个人都有的。每个人从他的诗句中,都能看到自己,这才引起共鸣。至于表现形式,不用说,非常独特。因此,李煜作为君王,虽然很不怎么样;作为诗人,却相当不错。

——“文化人的分野”之二 一 何为诗人 我把文化人,分成士人、学人、诗人、文人等几种类型,肯定有人不以为然。你这种分类,有什么依据,又有什么标准嘛?难道写诗的就是诗人,写文章或者写小说的就是文人?难道写诗的就高人一等,写文章或者写小说的就低人一头,还要被骂作“怪胎”? 呵呵呵,不是这个意思。我说的“诗人”,其实是把所有真正的作家和艺术家,都包括在内的。诗人,只是一个符号,一个代码,一个便于理解和言说的标签。士人、学人、文人等概念,也如此。 但这样说,又有问题:都是写作或创作,文人跟诗人,有什么区别? 看来,还得把标准先说清楚。 的确,表面上看,诗人就是写诗的,学人就是治学的,正如文人就是写文章的。但这是“社会分工”或“职业身份”,不是“文化类型”。讲“文化类型”,得刨根问底,从根上说起。换言之,我们得问个究竟:世界上,为什么要有学人和诗人?历史上,又为什么会“多余”地冒出来“文人”这个类型? 先说诗人。 众所周知,世界上,无论哪个国家和民族,都有诗人,也都要有诗人。为什么?就因为人类的普遍情感和共同追求,需要表现和传达;而这种表现和传达,又必须非常独特,非常个性化。这是一切文学艺术共同的本质特征。因此,一切真正的文学艺术家,都可以广义地称为诗人,归入“诗人”这一文化类型。 显然,这里有两个必要条件:一是共同情感的普遍传达,二是艺术表现的个性独特。人类有共同情感吗?有。比如爱,比如对幸福的追求,对压迫的反抗,以及求之不得的郁闷和烦恼,反抗不能的愤怒和悲怆。这些共同情感,能普遍传达吗?能。因为“人同此心,心同此理”。而且,正因为能够传达,才会有诉说和倾听。 不过,尽管诉说和倾听的权利属于每一个人,但一般人的听和说,传达的普遍性和感染力,都是有限的。然而人类的共同情感,却要求最大限度的普遍传达。这就需要诗人,需要真正的艺术家。真正的诗人和艺术家,总是能说出人们最想说的话,又说得不同凡响。也就是说,他们传达的情感,是最普遍的;表现的方式,则是最独特的。因为最普遍,所以引起共鸣;因为最独特,所以让人惊叹。这才被尊为诗人,尊为艺术家,被看作民族的灵魂,民族的骄傲,甚至全人类的代言人。 所谓“诗人”(含一切真正的作家和艺术家),即此之谓。 二 谁是诗人,谁是文人 弄清了什么是诗人,也就明白了什么是文人。 什么样的是诗人呢?真正的诗人,一定有真情感,也一定有真才华。这种才华,往往是天赋;他们的情感,则发自内心。文人呢?才也是有的,情就靠不住。因为文人的“本职工作”,主要是帮腔和帮闲。这就要帮得上,用得着,随时都能满足需求。皇上好大喜功,就写“封禅之文”;皇上声色犬马,就作“登徒之赋”。呵呵,说得难听一点,文人就像“应召女郎”,必须“召之即来,来之能干”。情感是否真实,那就讲不得了。 这样一说,分野也就清楚:诗人是“我要写”,文人是“要我写”。要我写,也未必就是皇帝下圣旨,或上面派任务。也有并无指令号召,自己就“上杆子”的。文人的头脑里,都设定了程序。一到某个时刻,某种关头,则无论地位高低、在朝在野,便都会竞相献艺。如果是节庆和纪念日,就把颂诗写得花团锦簇;如果是搞阶级斗争、反和平演变,则把檄文写得义愤填膺。总之,主动、自觉、抢先、紧跟。至于自己的情感,随时都可以调整。 如此这般的“习惯性表态”,在“文革”中表演得淋漓尽致、绝后空前。那时,每有“最新指示”发表,或重大事件发生,必有海量的诗文,铺天盖地而来。唱红,就都唱红;批邓,就都批邓;说“形势大好”,就“山也笑,水也笑”。反正,人人争先,个个恐后,还得五十六个民族都上。肚子里攒的那点墨水,全都派上了用场。 老实说,这种事,我也没少干。所以,我也曾经是文人。也所以,我对什么是文人,了如指掌。还所以,我将在后面的文章里,进行自我批判,找出病根。 不是说“众口一词”就一定不对,一定虚假。粉碎四人帮,五一二地震,也有许多人在同一时 显然,强调情感的个人性,并不妨碍诗人成为人民或时代的代言人。诗人完全可以,而且也应该,表达人民的欢乐,人民的悲痛,人民的愤怒。他甚至可以帮别人说话,比如“代人寄远”之类。只不过,这些情感,必须来自他的个人体验,或者是他将心比心体验到的。也就是说,诗人的情感,可以“关于他人”或“关于集体”,但必须“自己体验”。自己体验的,才是真情感。所谓“愤怒出诗人”,其实是“真情出诗人”啊!

因此,诗人几乎无不敏感,甚至孤独。这种心态,会使他们选择离群索居,甚至自行了断。这是诗人气质所致,也是一种无法抗拒的“宿命”,因为“情到深处人孤独”。

——“文化人的分野”之二 一 何为诗人 我把文化人,分成士人、学人、诗人、文人等几种类型,肯定有人不以为然。你这种分类,有什么依据,又有什么标准嘛?难道写诗的就是诗人,写文章或者写小说的就是文人?难道写诗的就高人一等,写文章或者写小说的就低人一头,还要被骂作“怪胎”? 呵呵呵,不是这个意思。我说的“诗人”,其实是把所有真正的作家和艺术家,都包括在内的。诗人,只是一个符号,一个代码,一个便于理解和言说的标签。士人、学人、文人等概念,也如此。 但这样说,又有问题:都是写作或创作,文人跟诗人,有什么区别? 看来,还得把标准先说清楚。 的确,表面上看,诗人就是写诗的,学人就是治学的,正如文人就是写文章的。但这是“社会分工”或“职业身份”,不是“文化类型”。讲“文化类型”,得刨根问底,从根上说起。换言之,我们得问个究竟:世界上,为什么要有学人和诗人?历史上,又为什么会“多余”地冒出来“文人”这个类型? 先说诗人。 众所周知,世界上,无论哪个国家和民族,都有诗人,也都要有诗人。为什么?就因为人类的普遍情感和共同追求,需要表现和传达;而这种表现和传达,又必须非常独特,非常个性化。这是一切文学艺术共同的本质特征。因此,一切真正的文学艺术家,都可以广义地称为诗人,归入“诗人”这一文化类型。 显然,这里有两个必要条件:一是共同情感的普遍传达,二是艺术表现的个性独特。人类有共同情感吗?有。比如爱,比如对幸福的追求,对压迫的反抗,以及求之不得的郁闷和烦恼,反抗不能的愤怒和悲怆。这些共同情感,能普遍传达吗?能。因为“人同此心,心同此理”。而且,正因为能够传达,才会有诉说和倾听。 不过,尽管诉说和倾听的权利属于每一个人,但一般人的听和说,传达的普遍性和感染力,都是有限的。然而人类的共同情感,却要求最大限度的普遍传达。这就需要诗人,需要真正的艺术家。真正的诗人和艺术家,总是能说出人们最想说的话,又说得不同凡响。也就是说,他们传达的情感,是最普遍的;表现的方式,则是最独特的。因为最普遍,所以引起共鸣;因为最独特,所以让人惊叹。这才被尊为诗人,尊为艺术家,被看作民族的灵魂,民族的骄傲,甚至全人类的代言人。 所谓“诗人”(含一切真正的作家和艺术家),即此之谓。 二 谁是诗人,谁是文人 弄清了什么是诗人,也就明白了什么是文人。 什么样的是诗人呢?真正的诗人,一定有真情感,也一定有真才华。这种才华,往往是天赋;他们的情感,则发自内心。文人呢?才也是有的,情就靠不住。因为文人的“本职工作”,主要是帮腔和帮闲。这就要帮得上,用得着,随时都能满足需求。皇上好大喜功,就写“封禅之文”;皇上声色犬马,就作“登徒之赋”。呵呵,说得难听一点,文人就像“应召女郎”,必须“召之即来,来之能干”。情感是否真实,那就讲不得了。 这样一说,分野也就清楚:诗人是“我要写”,文人是“要我写”。要我写,也未必就是皇帝下圣旨,或上面派任务。也有并无指令号召,自己就“上杆子”的。文人的头脑里,都设定了程序。一到某个时刻,某种关头,则无论地位高低、在朝在野,便都会竞相献艺。如果是节庆和纪念日,就把颂诗写得花团锦簇;如果是搞阶级斗争、反和平演变,则把檄文写得义愤填膺。总之,主动、自觉、抢先、紧跟。至于自己的情感,随时都可以调整。 如此这般的“习惯性表态”,在“文革”中表演得淋漓尽致、绝后空前。那时,每有“最新指示”发表,或重大事件发生,必有海量的诗文,铺天盖地而来。唱红,就都唱红;批邓,就都批邓;说“形势大好”,就“山也笑,水也笑”。反正,人人争先,个个恐后,还得五十六个民族都上。肚子里攒的那点墨水,全都派上了用场。 老实说,这种事,我也没少干。所以,我也曾经是文人。也所以,我对什么是文人,了如指掌。还所以,我将在后面的文章里,进行自我批判,找出病根。 不是说“众口一词”就一定不对,一定虚假。粉碎四人帮,五一二地震,也有许多人在同一时

文人却很少孤独。因为他们的情感,原本是造出来的,是“为文造情”。他们当然也敏感,但那多半关乎面子,或脸色,尤其是在“作秀走台”或“颂圣应景”的时候。那时,他们的每一根神经,都是紧崩着的。

说起来,这也是区分诗人与文人的一个难题。因为中国历史上那些大诗人,也都有这样的所谓“作品”,只不过或多或少而已。这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。有的是阿谀奉承,有的是应付场面,还有的是由衷赞美。比如杜甫的“葵藿倾太阳,物性固难夺”,就多半是真心话;何况这首诗的后面,还说了“朱门酒肉臭,路有冻死骨”。

事实上,真正的诗人,是一定会有“士人风骨”的。至少,不会总是“颂圣”,总是“应景”。这一点,后面还要讲到。但下一篇文章,却得先讨论一下学人与文人。

——“文化人的分野”之二 一 何为诗人 我把文化人,分成士人、学人、诗人、文人等几种类型,肯定有人不以为然。你这种分类,有什么依据,又有什么标准嘛?难道写诗的就是诗人,写文章或者写小说的就是文人?难道写诗的就高人一等,写文章或者写小说的就低人一头,还要被骂作“怪胎”? 呵呵呵,不是这个意思。我说的“诗人”,其实是把所有真正的作家和艺术家,都包括在内的。诗人,只是一个符号,一个代码,一个便于理解和言说的标签。士人、学人、文人等概念,也如此。 但这样说,又有问题:都是写作或创作,文人跟诗人,有什么区别? 看来,还得把标准先说清楚。 的确,表面上看,诗人就是写诗的,学人就是治学的,正如文人就是写文章的。但这是“社会分工”或“职业身份”,不是“文化类型”。讲“文化类型”,得刨根问底,从根上说起。换言之,我们得问个究竟:世界上,为什么要有学人和诗人?历史上,又为什么会“多余”地冒出来“文人”这个类型? 先说诗人。 众所周知,世界上,无论哪个国家和民族,都有诗人,也都要有诗人。为什么?就因为人类的普遍情感和共同追求,需要表现和传达;而这种表现和传达,又必须非常独特,非常个性化。这是一切文学艺术共同的本质特征。因此,一切真正的文学艺术家,都可以广义地称为诗人,归入“诗人”这一文化类型。 显然,这里有两个必要条件:一是共同情感的普遍传达,二是艺术表现的个性独特。人类有共同情感吗?有。比如爱,比如对幸福的追求,对压迫的反抗,以及求之不得的郁闷和烦恼,反抗不能的愤怒和悲怆。这些共同情感,能普遍传达吗?能。因为“人同此心,心同此理”。而且,正因为能够传达,才会有诉说和倾听。 不过,尽管诉说和倾听的权利属于每一个人,但一般人的听和说,传达的普遍性和感染力,都是有限的。然而人类的共同情感,却要求最大限度的普遍传达。这就需要诗人,需要真正的艺术家。真正的诗人和艺术家,总是能说出人们最想说的话,又说得不同凡响。也就是说,他们传达的情感,是最普遍的;表现的方式,则是最独特的。因为最普遍,所以引起共鸣;因为最独特,所以让人惊叹。这才被尊为诗人,尊为艺术家,被看作民族的灵魂,民族的骄傲,甚至全人类的代言人。 所谓“诗人”(含一切真正的作家和艺术家),即此之谓。 二 谁是诗人,谁是文人 弄清了什么是诗人,也就明白了什么是文人。 什么样的是诗人呢?真正的诗人,一定有真情感,也一定有真才华。这种才华,往往是天赋;他们的情感,则发自内心。文人呢?才也是有的,情就靠不住。因为文人的“本职工作”,主要是帮腔和帮闲。这就要帮得上,用得着,随时都能满足需求。皇上好大喜功,就写“封禅之文”;皇上声色犬马,就作“登徒之赋”。呵呵,说得难听一点,文人就像“应召女郎”,必须“召之即来,来之能干”。情感是否真实,那就讲不得了。 这样一说,分野也就清楚:诗人是“我要写”,文人是“要我写”。要我写,也未必就是皇帝下圣旨,或上面派任务。也有并无指令号召,自己就“上杆子”的。文人的头脑里,都设定了程序。一到某个时刻,某种关头,则无论地位高低、在朝在野,便都会竞相献艺。如果是节庆和纪念日,就把颂诗写得花团锦簇;如果是搞阶级斗争、反和平演变,则把檄文写得义愤填膺。总之,主动、自觉、抢先、紧跟。至于自己的情感,随时都可以调整。 如此这般的“习惯性表态”,在“文革”中表演得淋漓尽致、绝后空前。那时,每有“最新指示”发表,或重大事件发生,必有海量的诗文,铺天盖地而来。唱红,就都唱红;批邓,就都批邓;说“形势大好”,就“山也笑,水也笑”。反正,人人争先,个个恐后,还得五十六个民族都上。肚子里攒的那点墨水,全都派上了用场。 老实说,这种事,我也没少干。所以,我也曾经是文人。也所以,我对什么是文人,了如指掌。还所以,我将在后面的文章里,进行自我批判,找出病根。 不是说“众口一词”就一定不对,一定虚假。粉碎四人帮,五一二地震,也有许多人在同一时

 

”。这样,才能实现“共同情感的个性表现”,也才能实现“共同情感的普遍传达”。质言之,共同情感、个人体验、独特表现,缺一不可。 还是举例说明吧!比如李煜的“问君能有几多愁,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”,是不是他的个人体验?是。因为“小楼昨夜又东风,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”,正是他这亡国之君的独特感受。那么,他传达的,是不是人类的共同情感?是。因为忧愁,是每个人都有的。每个人从他的诗句中,都能看到自己,这才引起共鸣。至于表现形式,不用说,非常独特。因此,李煜作为君王,虽然很不怎么样;作为诗人,却相当不错。 显然,强调情感的个人性,并不妨碍诗人成为人民或时代的代言人。诗人完全可以,而且也应该,表达人民的欢乐,人民的悲痛,人民的愤怒。他甚至可以帮别人说话,比如“代人寄远”之类。只不过,这些情感,必须来自他的个人体验,或者是他将心比心体验到的。也就是说,诗人的情感,可以“关于他人”或“关于集体”,但必须“自己体验”。自己体验的,才是真情感。所谓“愤怒出诗人”,其实是“真情出诗人”啊! 因此,诗人几乎无不敏感,甚至孤独。这种心态,会使他们选择离群索居,甚至自行了断。这是诗人气质所致,也是一种无法抗拒的“宿命”,因为“情到深处人孤独”。 文人却很少孤独。因为他们的情感,原本是造出来的,是“为文造情”。他们当然也敏感,但那多半关乎面子,或脸色,尤其是在“作秀走台”或“颂圣应景”的时候。那时,他们的每一根神经,都是紧崩着的。 说起来,这也是区分诗人与文人的一个难题。因为中国历史上那些大诗人,也都有这样的所谓“作品”,只不过或多或少而已。这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。有的是阿谀奉承,有的是应付场面,还有的是由衷赞美。比如杜甫的“葵藿倾太阳,物性固难夺”,就多半是真心话;何况这首诗的后面,还说了“朱门酒肉臭,路有冻死骨”。 事实上,真正的诗人,是一定会有“士人风骨”的。至少,不会总是“颂圣”,总是“应景”。这一点,后面还要讲到。但下一篇文章,却得先讨论一下学人与文人。 刊载于2012年6月1日《南方都市报》B21版,责任编辑刘铮 刊载于201261刻,发出了同样的声音,唱出了“同一首歌”。但那是遇到了非常事件,而且是全国人民真正“心往一处想”。如果像上了闹钟似的,一到钟点就莺歌燕舞,便很可疑。一见“大雪纷纷落地”,就说“都是皇家瑞气”,也很可疑。 总之,历史上,现实中,有两种作家或作者,两种写作或创作。一种是真情实感如鲠在喉,不吐不快,这才发言为诗;另一种则是舞文弄墨,无病呻吟,没话找话,言不由衷。这个分野,早在一千六百年前,就被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文艺理论家刘勰看出。他在《文心雕龙》的《情采篇》,把前者称之为“为情造文”,后者称之为“为文造情”。而且,他的态度也很明朗:“为情造文”是真艺术,应该肯定;“为文造情”是伪艺术,必须批判。 更有意思的是,刘勰也分了类型,贴了标签,管前者叫“诗人”,后者叫“辞人”。其实刘勰所谓“辞人”,就是我说的“文人”,用词不同而已。有人看不懂我的分类,认为牵强附会,或者多此一举,甚至故弄玄虚。哈,那是因为学问不够,没读过《文心雕龙》。 三 验明正身有点难 然而,当真要区分诗人与文人,又很难。 在文化人的各种类型中,诗人与文人,是最为接近,也最难区分的。第一,他们都写作,甚至都以写作为生,或者都有创作的冲动。第二,他们也都有才。一点才华都没有的,只能叫“诗匠”或“文匠”。第三,他们甚至都是“性情中人”,至少看起来是。诗人固然“风流倜傥”,文人同样“放浪形骸”。文人游山玩水,诗人也游;文人泡吧泡妞,诗人也泡。诗、酒、山水和女人,一般地说,都是他们的最爱。 这就很难“划清界限”。比如,你总不能说,诗人的浪漫就是“多情”,文人的风流就是“无行”;诗人喝酒就是“寻找灵感”,文人喝酒就是“放纵自己”吧? 我不知道刘勰是否想过这个问题,但他提出了鉴别的方法和标准,那就是区分情感的真假。他说,“辞人”(文人)的特点,就是人格分裂,表里不一,口是心非。比如,明明“志深轩冕”(极想做官),却“泛咏皋壤”(扬言归隐);明明“心缠机务”(勾心斗角),却“虚述人外”(假装超脱);开口“淡泊”,闭口“宁静”,其实比谁都在乎功名利禄、票子风头。总之,他们的性情是假的,叫“真宰弗存”(《文心雕龙?情采》)。 例证也有,比如潘岳(字安仁)就是。此人的一些作品,比如《秋兴赋》,表达的情感是很高洁的。对脱离官场,走向自由,也是很向往的。然而实际为人呢?每天站在路旁,等待权臣接见。高官的车子远远扬起尘土,就拜倒在地,叫“望尘而拜”。谄媚如此,其清高自然可疑。所以,后来元好问就讥讽他,说“高情千古《闲居赋》,争信安仁拜路尘”(《论诗绝句》其六)。潘岳,也就成了言不由衷的文人典型。 但这事其实不好说。因为人都有两面性,文化人就尤其性格复杂,内心冲突,充满矛盾。比如那位最为放荡不羁的大诗人李白,不也很想入朝做官吗?为了满足唐玄宗,不也为杨贵妃写了“云想衣裳花想容”吗?何况想做官,也未必都是为了光宗耀祖、富贵荣华,甚至以权谋私。也可能是为了践行政治理想,施展政治才华,实现政治抱负。然而官场有如江湖,毕竟凶险。饱受打压排挤之时,难免有归隐之心。而且,正如范文澜先生注《文心雕龙》时所说:尘俗之缚愈急,林泉之慕弥深。所以这一条,还真不好鉴别。 但,诗人“为情造文”,文人“为文造情”,是不错的;诗人性情是真,文人性情是伪,也是不错的。问题是:何以知之? 四 一念之差 我的主张,是看体验。说得再明白一点:但凡真有体验,而且那体验是个人的,为真情感,也是真诗人。反之,没有体验,装模作样;或表面上有体验,却其实不过看别人的脸色,替别人涂脂抹粉或自吹自擂,充当“肉话筒”的,是文人。 这样讲,似乎跟前面的说法有矛盾。诗人传达的,不是人类的共同情感吗?没错。但这种传达,又必须是个性的和独特的。这就决不仅仅只是技术问题,或形式问题。更重要的,还是体验。体验不属个人,表现岂能个性?也就是说,情感是共同的,体验却必须是个人的,是“共同情感的个人体验日《南方都市报》B21版,责任编辑刘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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